帮百万人许愿,带“小情侣”私奔,探测火星还有这种操作?

|·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朋友,你想去火星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通常收到的答复无非是“想!”或者“醒醒别做梦了!”。

其实,以现有的技术,把人送上火星并不困难。

想把人从火星送回来的话,就难于上青天了。

但是,如果不亲自去火星,只是在火星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和心愿,大概就要容易多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太空任务开设了这样的“业务”——携带人们的名字和心愿,一起前往太空。

听上去很酷吧!

“以百万人之名”

就在今天,北京时间11月27日时分,由NASA发射的“洞察”号(INSIGHT)的探测器就携带240万地球人的名字,在历经6.5个月时间,4.84亿千米行程之后,着陆在火星表面的“极乐世界”平原,完成了它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7分钟——从高速飞行状态(55000m/s)减速到普通人快走的状态(2.2m/s)。

洞察号降落分为空气阻力减速、降落伞减速和反冲火箭减速,这是第二阶段的想象图。图片来源:NASA

填上姓名,就能圆个火星梦!图片来源:NASA

虽然“洞察号”不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但它无疑是有史以来最火爆的一次,一共有240万个名字(作者本人有幸也在其中),是大名鼎鼎的“好奇”号火星车携带数量的两倍!

第一次征集早在2015年的8月就开始了,当时在22天内一共征集到了826923个名字,这些名字将存储在一枚直径0.8cm的芯片内,这个大小比我们的拇指指甲盖还要小一圈。

工程师在“洞察”号火星探测器上放置携带名字的芯片,这是其中的第一枚。图片来源:NASA

洞察号最初预计是2016年发射,不过不小心延期了。火星探测窗口的周期大约每26个月一次,这个窗口内发射火星探测器最节省燃料。因此“洞察”号的下一次发射就顺延到了2018年的5月。多出来的两年时间不能浪费了,于是又启动了第二轮的名字征集。

不征集不知道,一征集吓一跳——这一次一共征集到了160万个名字,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的数量。加上第一批征集的82万,最终,有2429807个名字跟随洞察号一起前往火星。它们将和洞察号一起,永久存放在火星上,成为大家在火星上的一个印记。

这240万个名字的背后,是240万个前往火星的心愿。

“全副武装的武士”

这艘火星探测器和以往的探测器相比有一些不同:

“洞察”号INSIGHT的全称是“Interior Exploration using Seismic Investigations, Geodesy and Heat Transport”,翻译成中文就是利用火震、大地测量和热流传输的火星内部探测器。

这意味着它将是一位坚守阵地的火星物理学家,而不是像“好奇”号那样四处游走的探险家。它肩负着人们首次探测火星内部的地震、地热等重任。

这次洞察号携带的专业科学仪器中,有两件仪器十分突出,它们就像武士手中的长枪和圆盾。

 “洞察”号的阵势,左侧 “圆盾”为火震仪,右侧 “长枪”为火星热流探测仪。图片来源:NASA

“长枪”就是火星热流探测仪,这个细长的仪器需要掘地15尺,帮助我们了解火星更多的地热变化历史;

“圆盾”则是火震仪,需要“洞察”号用机械臂吊放到地面上。通过火震仪测量火星地震,我们就可以了解火星的内部结构了。

两台仪器摆出来的阵势,颇具有临阵武士的风范。

“私奔的情侣”

需要“八卦”的是,洞察号这次造访火星不仅带了240万个心愿陪伴,还带着一对从地球私奔的情侣:“瓦力”和“伊娃”(取自《机器人瓦力》)。它们偷偷藏在洞察号里,等到进入太空后才愉快的跑出来。

私奔中的 “瓦力”和“伊娃”正在与遥望地球。图片来源:NASA

当然了,便车也不能白搭,洞察号还是需要它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而这一对微小卫星的任务就是注视洞察号着陆的过程,并充当这一时段洞察号和地球的传声筒,进行信号的中继传输。

不过,火星附近已经部署了很多“侦察兵”,“洞察”号为什么要这两个小家伙帮忙呢?

尽管火星上空已经有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MRO)在待命,还有“奥德赛号”(Odyssey)和“火星快车号”(Mars Express)可以驰援。但是,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有个坏习惯,就是太沉默,飞一圈才向地球发一次数据,一圈当中的其他时候都默不作声。而火星表面还有“好奇号”火星车和失联了一阵子的“机遇号”火星车需要联络,有些指望不上。

情侣双方都非常小,卫星主体长36.6cm,宽24.3cm,高11.8cm

于是,为了报答洞察号帮助他们私奔的恩情,“瓦力”和“伊娃”决定亲自为洞察号着陆做实时联络和信号中继。这样一来,“瓦力”和“伊娃”还能顺带告诉地球人,“我们私奔成功了!”。

尽管“瓦力”和“伊娃”只有手提箱那么大,但他俩不仅是地球和“洞察”号之间的传声筒,也是双方的翻译官。由于地球上空的无线电相对复杂,因此给深空探测的频段是固定的,包括“瓦力”和“伊娃”在内,所有的深空探测器只使用少数几种语言(固定的频段)。而火星上的交流则方便的多,毕竟这里几乎没其他的无线电信号,因此选用了特高频UHF频段,这也是我们常用的对讲机的频段,所以就相当于火星探测器之间使用特制的对讲机进行交流。同时,采用火星上空中继的传输速度,也比从火星地表直接和地面传输快捷的多。

绿色为“洞察”号向“情侣”发送信号,蓝色为“情侣”向地球转发信号

当然了,之所以选了一对情侣而不是“单身汉”,NASA也是有考虑的。情侣双方即使任何一位有“小情绪”罢工了,另一位还可以继续工作,这样可以保障地球和“洞察”号之间的信号畅通。

不过,抵达火星之后,“小情侣”就会和“洞察”号分道扬镳了——只有手提箱大小的“瓦力”和“伊娃”并没有携带燃料,因此不能减速和改变轨道。他们的速度超过了火星的逃逸速度,因此不会被火星俘获,他们将会掠过火星,在太阳系中继续他们的私奔“星生”,一起浪迹太阳系中。

而“洞察”号将在火星的“极乐世界”平原上定居,过起了“采石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它的发现将极大扩充人们对火星内部构造的认识,让我们更了解这位邻居的前世今生。(编辑:Yuki)

“基因编辑婴儿”制造者的大梦:我要使它成为典范

编者按: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2018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一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是该质疑伦理问题,还是支持这一研究的情有可原?11月26日,美联社对贺建奎、贺建奎的合作者,以及业内数位知名科学家,分别进行了采访。
以下为果壳对美联社报道《Chinese researcher claims first gene-edited babies》的全文翻译。

据美联社香港消息,一名中国研究者称在他的帮助下,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他说他用一种能够改写生命蓝图的强大新工具,修改了这对本月出生的双胞胎女婴的DNA。

研究者贺建奎 | 瀚海基因

如果是真的,这将是科学和伦理的一大跳跃。

一名美国科学家称他在中国参与了这项工作,但是这种基因编辑在美国是被禁止的,因为DNA的改变会传给后代并且有危害其他基因的风险。

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种尝试太不安全了,有些谴责这一中国的报告是人体实验。

研究者贺建奎称,他在7对夫妻的生育治疗中修改了胚胎,至今有1例妊娠成功。他说他的目标不是去治愈或预防遗传病,而是试图给予一种少有人天生具有的特质——一种抵抗HIV(艾滋病病毒)的能力。

图片来源:philosophersforchange.org

他说孩子的双亲拒绝公开身份或接受采访,他也不会透露他们住在哪里或者这项工作是在何处开展的。

贺建奎的说法还未得到其他方的独立证实也尚未发布在期刊上,要在期刊上发布的话,研究将会被其他专家审查。周一,他在香港向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预定在周二召开)的组织者透露了此事,并于早些时间接受了美联社的独家采访。

“我不仅想要创造第一例,更要使之成为范例,对此我感到责无旁贷,谈到是否允许或禁止此类科学的时候,他这么告诉美联社:“社会将决定接下去该做什么。”

有些科学家对此大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这“是恣意妄为……在人身上开展实验不论从道德上来说,还是伦理上来说,都说不过去,”奇拉·穆苏努鲁(Kiran Musunuru)博士这样说,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编辑专家,也是一名遗传学期刊的编辑。

“这太操之过急了,”艾瑞克·透坡(Eric Topol)博士说,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 in California)的负责人。“我们看到的是对一名人类的操作指南,这事关重大。”

然而,有一位著名遗传学者——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为抵抗HIV的基因编辑的尝试辩护,他称HIV为“一项重大且与日俱增的公共卫生威胁”。“我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丘奇这么说。

中国法律未明确禁止基因编辑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相对简单的基因编辑方式,这个新工具叫做CRISPR-cas9。CRISPR-cas9可以直接对管理整个机体的DNA链进行操作,添加某个需要的基因,或者让某个问题基因停止运转。

该方法此前只被用在成年患者身上,用来尝试治疗一些致命性疾病,而且由基因编辑产生的改变只限于接受治疗的患者本身。但是编辑精子、卵子或者胚胎的基因则不一样,这带来的改变是可遗传的,对此,美国只允许将其用于实验室科研。中国法律禁止克隆人,但没有明确禁止基因编辑。

贺建奎曾在美国莱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过,之后回国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在深圳拥有两家基因技术公司。

在贺建奎回国后和他合作开展这个项目的是美国科学家迈克尔·蒂姆(Michael Deem)——物理学和生物工程学教授,他是贺建奎在莱斯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蒂姆也是贺建奎的这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并持有他所谓的“少量股份”。

美国科学家迈克尔•蒂姆。图片来源:Jeff Fitlow University 

贺建奎说他在实验室里做了几年小鼠、猴子和人的胚胎基因编辑工作,并且为自己的方法申请了一些专利。他表示,自己选择针对HIV做胚胎基因编辑是因为HIV感染在中国是个大问题。他试图让一个叫做CCR5的基因失去功能,CCR5表达的蛋白质能形成一个“入口”,引起艾滋病的HIV病毒就是通过这个入口进入细胞的。

CCR5。图片来源:wikimedia

贺建奎:重点不是预防疾病的传染风险

参与该项目的所有男性都感染了HIV病毒,女性则均未感染,但是基因编辑的目的不是预防这种较低的传染风险,贺建奎说道。这些父亲们的感染情况已经被标准的HIV药物强力抑制住了,并且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在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防止传染给后代

这个项目的吸引人之处其实是给那些感染HIV的夫妻一个机会——生育一个或能免受此疾病滋扰的孩子

贺建奎招募的这些夫妻来自北京一个叫做“白桦林”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它的领头人“白桦”(化名)告诉美联社,HIV感染者的感染情况被人知道后,被辞退或者遭遇医保问题等都是常有的事。

贺建奎是这么描述这项工作的:这个基因编辑是在IVF(体外受精)、或者说实验室培养皿受精的过程中进行的。

  1. 首先,要“清洗”精子,让它从精液中分离出来,HIV有可能潜藏在精液中。
  2. 把一个精子放进一个卵子中,产生一个胚胎。然后加入基因编辑工具。
  3. 当胚胎长到3-5天时,移出几个细胞,用来检测编辑情况。
  4. 参与项目的夫妻可以选择使用编辑或者未编辑过的胚胎来尝试妊娠。22个胚胎中总共有16个编辑过了,用11个胚胎做了6次妊娠尝试,最后这对双胞胎被成功怀上。

双胞胎的人生,未来会怎样?

检测结果显示,双胞胎中有一位的两份目的基因都被改变了,而另一位只改变了一份,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基因受到了损伤,贺建奎说道。拥有一份该基因的人仍有可能感染HIV,虽然非常有限的研究显示这类人在感染后身体健康会衰退得更慢些。

几位科学家评价了贺建奎向美联社提供的信息,并认为目前为止的实验不足以证明基因编辑成功或排除了伤害

他们还注意到,一些证据表明编辑不完整,至少双胞胎中的一个似乎是由具有各种变化的细胞拼凑而成。如果只有特定细胞中的一些被改变,“这几乎就和没编辑一样,因为HIV感染仍有可能发生,”丘奇说。

图片来源:asme.org

丘奇与穆苏努鲁质疑允许将其中一个胚胎用于怀孕的决定,因为这些中国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事先知道这个胚胎的两份目标基因没有都被改变。

那个孩子在避免HIV感染方面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你们却让那个孩子暴露在各种未知的安全风险中。”穆苏努鲁说。

该胚胎的使用表明,那些研究人员的“重点是测试编辑,而不是预防疾病”,丘奇说。

即使基因编辑完全成功了,没有正常CCR5基因的人面临着更高感染其他病毒(如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死于流感的风险。由于有很多方法能预防HIV感染,而且即使感染,它也是可治的,所以基因编辑造成的其他医疗风险令人担忧,穆苏努鲁说。

参与者同意的是“艾滋病疫苗研发”计划?

贺建奎进行实验的方法也存在问题。他在工作展开很久以后才于11月8日正式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

目前尚不清楚参与者是否完全理解实验目的及潜在的风险与收益。例如,知情同意书称该项目为一项“艾滋病疫苗研发”计划

莱斯大学科学家蒂姆表示,当可能的参与者表示同意时,他就在中国,并声称他们“绝对”能够理解实验风险

蒂姆说他与贺教授在莱斯大学曾一起研究疫苗,他认为基因编辑与疫苗研究类似。“这可能是用外行话来形容它的一种说法。”他说。

这两个人都是物理专家,没有进行人体临床实验的经验。

贺建奎说,他亲自制定了项目目标,并告知参与者这是胚胎基因编辑的首次尝试,并包含风险。他还说他会为通过该项目而怀上的孩子提供保险,并计划在18岁之前提供医疗跟踪。如果他们成年后同意,那么医疗跟踪还会继续。

图片来源:ivi-fertility.com  

更多的怀孕实验要等到分析过这一次的安全性,并让该领域专家权衡利弊之后才会继续。但是贺教授承认,参与者并没有被告知说“第一例”达成之后,其他参与者可能不再有机会进行他们所签署的这一疗法。提供给参与者的合约中,包含了免费的生育治疗。

贺建奎是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申请并获批项目的,但他所提到的为项目提供胚胎或受孕手术的4家医院中并不包含这一家。(译注:该医院今天否认了和这个项目的相关。)

其他医院中有一些员工并未获知该研究的性质。贺建奎和蒂姆说这是为了对一些参与者的艾滋病感染情况保密。

基因编辑实验是否符合伦理,实验合作者怎么看?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伦理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主席林志通说。

林志通曾是和美医院CEO,现仍在和美体系任职。图片来源: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官网

贺建奎说,任何可能会接触到包含艾滋病毒的样本的医疗人员都已被告知。贺建奎实验室中一位胚胎生物学家研究者覃金洲向美联社证实,他在一些受孕实验中清洗了精液,并注射了基因编辑工具。

贺建奎说,参与者并非伦理专家,但是“他们在回答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上的资格和专家一样权威,因为冒最大风险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这能帮到他们的家庭和孩子,”贺建奎说。如果实验产生了意外的副作用或伤害,“我会感到和他们同样的痛苦,我本人会负起责任。”

(翻译:球球、芳斯塔芙、Amaranth、BobbyLiu,校对:Ent、vicko238,编辑:Ent)

图片来源:美联社

编译来源

AP, Chinese researcher claims first gene-edited babies

首例艾滋病免疫的基因编辑婴儿降生,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担忧?

人民网今天的新闻称,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这一宣称还没有得到其他方的独立证实,是研究者本人向外界透露的。但如果是真事,那么这就是大新闻了。

图片来源: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这里的“基因编辑婴儿”指的是什么?

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这个技术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过,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这次编辑了什么基因?

是把编码CCR5蛋白的基因修改成了它的变体CCR5Δ32,这里的三角形是希腊大写字母“德尔塔”,意味着它少了32个碱基对。

CCR5是一个负责免疫的基因,在自然界里已经存在CCR5Δ32这个突变了。研究者发现,CCR5Δ32的历史很短,只有约一千年左右,它的频率历史上一直在快速增加,说明它总体来说应该是好东西。

通过编辑获得CCR5Δ32,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最大的好处是,拥有它的人对HIV-1有很强的抗性。不能说这意味着对艾滋病完全彻底的免疫——HIV病毒的毒株很多——但这个抗性是很明显的。(不幸的是,它不能保护中国目前最流行的毒株。)

考虑到HIV传给人不过几十年,这并不能解释它历史上的频率增加,所以它应该还对历史上某些流行病也有好处。

CCR5Δ32也有缺点,会对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带来不良影响,比如遭受一些黄病毒属病毒(如西尼罗河病毒或者蜱携带的脑炎)感染后,有更高概率出现严重的症状。流感的死亡率可能也会增加。

现在HIV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人群中CCR5Δ32增加应该还是好事情,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特别是刚出生的婴儿,就不好说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身处艾滋病高危中,一个人完全可能过上一种西尼罗河病毒比HIV更危险的生活。

更何况,使用CRISPR进行编辑,这个操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CRISPR基因编辑的风险在哪里?

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会有很多“脱靶”——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它的脱靶率依然是一个争议中的话题。

在有些领域,脱靶不是大问题,比如如果我要编辑一个农作物,那很简单,编辑完了之后养养看,不断检测各种指标,如果出了问题,扔掉重来就是了。

但是在人类胚胎编辑里,脱靶就是大问题了,因为你只有一个检测窗口——那就是胚胎早期。等到胚胎发育起来再发现问题那就晚了,你总不能把一整个活人给扔掉。

而且,这个人长大成人之后还要结婚生子的,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当然研究者肯定知道脱靶的风险,我也相信他们一定尽了一切努力来测序筛查防止脱靶的出现,但是目前的技术毕竟是有限度的,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风险还是太大了。

收益不能和风险相抵吗?

在这个案例里,比较难。

按照常规,一种新的遗传治疗技术,会首先在患有遗传病的人身上使用。把病治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收益,这个收益可以和新技术的风险相抵。

但这次基因编辑不是治好遗传病,而是获得对一种疾病的抗性,同时小幅增加另外一些疾病的风险。虽然HIV眼下是很重要的威胁,但并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也不能预测未来如何。毕竟,已有的HIV阻断疗法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收益本身就很不明确。

更糟糕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次的双胞胎里,至少有一个没有完全编辑成功,换言之这个孩子没有获得真正的抗性。没有抗性,却还是遭受了编辑过程以及它伴随的脱靶风险,这个场景就很不好了。按照常规,没有编辑成功的胚胎就不应该允许它长大才对。

所以,这次的这个实验还是有相当的安全和伦理问题。

那谁给批准的实验呢?

目前网上能够查到一份来自“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这是一家莆田系医院,此前多次爆出医疗事故纠纷的新闻。

这一实验也进行了注册,但是在实验开展很久之后的补注册。

给家长的知情通知书上写的是这是一个“艾滋病疫苗”实验。整个过程都有缺乏监管和透明度的嫌疑。

这个实验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

技术上讲,基因编辑胚胎不是新鲜事,大家等待的突破不是编辑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脱靶。还看不出这个新实验是否有所突破。

日常现实中,这不会带来什么巨大变化。HIV抗性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特征,这个基因也已经存在于人群中了。我们真正关心的“设计婴儿”的那些特征,比如外貌或者智商,都太过复杂,短期内设计不出来(除非你愿意全盘照搬爱因斯坦或者霍金的基因)。

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这个案例暴露出来的监管不足。干细胞疗法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疗新技术,但因为国内监管不足,很多黑心诊所都在打着它的名义进行昂贵而无用(甚至有害)的所谓治疗。我很担心CRISPR胚胎编辑也会变成这样。

以及,愿这两个孩子能健康成长。
 

题图来源: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四步戒掉手机成瘾,你能做到第几步?

通勤的路上手机没电,去厕所的时候忘带手机,醒来摸了半天找不到手机……这简直是都市恐怖故事了。睡前最后一个见到的,醒来第一个寻找的,已经从枕边人变成了手机,边走边玩手机,也变得不稀奇。如果十年前“手机成瘾”还让人闻风丧胆,如今听了就直教人心虚了!

在“手机成瘾”这件事上,你并不孤单。全球约26%的手机用户每天会刷7小时手机;76%的用户每天会刷3小时以上的手机。

手机这个小妖精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你刷刷刷刷不停?不要再自责啦,手机软件者们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让你与手机难舍难分啊。比如APP上的未读消息小红点,让你看着心痒痒,忍不住要点一点。打开APP之后的无线信息流又让你根本停不下来。手机一开一灭,仨小时没有了!

手机开发者们的小“阴谋”背后,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果壳B站联合出品的新节目《你听我解释》第一集,就来讲讲你都是怎样“被算计”的!此外,我们还贴心地附上对抗“手机成瘾”的几个大招,让你不再苦于“手机真香”。

还没看过瘾?戳我关注“果壳”B站账号,带着你的陈年老疑问,热情的弹幕走起来吧!

 

古城里唯一一块有图案的马赛克,内容竟然如此三俗……

在欧洲和西亚,有一种传统的装饰方法叫做马赛克。这种装饰是用不同颜色的小块玻璃、石头的物体拼出图案,经常用于墙面。因为非常耗费人力和原料,所以很珍贵。

在土耳其海边有座建于1世纪的安提切塔(Antiochia ad Cragum)古城。工作人员在此发掘了14年,找到了许多建筑遗迹,都没有发现带画面的马赛克。幸运的是,今年夏天他们终于找到了古城里第一个图画马赛克。

内容竟然是黄色笑话。

新发现长这样。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

这幅精美的大型三俗马赛克发现于一个2世纪公厕内,将古罗马厕所文化的黄暴推向新高度。

大地砖保存了两副图案,分别讲述了一个三俗段子。古罗马人没有拿自己的主神开涮,段子的梗来自古希腊神话的纳瑟斯(Narcissus)和伽倪墨得斯(Ganymede)。

在希腊神话里,伽倪墨得斯的经典形象之一是玩耍滚铁圈游戏的少年。他来自特洛伊,被变成鹰的宙斯绑架去当了酒童。宙斯与伽倪墨得斯经常被描述为古希腊青年男子与少年男子间浪漫关系的示例,这幅(男)厕所马赛克也发挥了低俗本质。画面中,变成巨鸟的宙斯叼着一块海绵,正抓着少年脱离地面,对方手上的铁环玩具换成了长棍,末端也戳着海绵。

伽倪墨得斯与宙斯。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另一幅图上,“水仙花”一词的来源纳瑟斯是个以美貌著称的男子。他因为太美而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最终变成了一株白花。但是在这幅厕所马赛克中,纳瑟斯长出了异常大的鼻子,这以当时的审美会被认为非常丑。遗憾的是,纳瑟斯目光所看向的图像下部已经无法辨识,所以,他到底是在看什么的倒影,就只能靠猜了……

左部被自动打码的“纳瑟斯”马赛克。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至今,这幅厕所三俗画是古城中唯一发现的带画面的马赛克。2012年,工作人员曾在城中一处水池附近发现了巨幅马赛克,但图像是几何花纹。

2012年发现的几何马赛克。图片来源:CreditAntiochia ad Cragu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来自土耳其乌萨克大学的马赛克专家伯鲁·坎( Birol Can)认为,三俗画面所在的厕所很可能是个大型公厕。因为地段特别好。它与一个大型澡堂共享一面墙,它附近是古城的议事厅或市政厅。在过去,这里应该设有木头或大理石材质的马桶座,以及干净的水渠。那不拉斯加林肯大学的考古人员麦克·霍夫(Michael Hoff)表示厕所的主要使用者为男性。

现在还不清楚,三俗马赛克是否是古罗马厕所的标配,或者是此次发现的厕所尤其三俗。但是庞贝和其他遗址的发现似乎指出,这类题材的装饰物在那时至少是不罕见(比如生殖器状护身符)。

安提切塔古城建于公元1世纪,曾是古罗马重要的贸易中心。在11世纪被荒废后,这里成为罪犯藏匿赃物赃和抛尸的地点。

霍夫在这里发掘了十年。

“(三俗画)传达的幽默真正为这个废弃的城市注入了人性。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发现了建筑、集市、庙宇、澡堂,它们洁净优雅,但不能告诉我们太多这里的人的故事。”他说,“我认为,这幅画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们在我们的古城生活、呼吸、工作和玩耍的最私密的证据。”

(编辑:Ent)

参考文献

  1. Recently Unearthed Roman Latrine Was Full of Dirty Jokes.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roman-latrine-was-full-dirty-jokes-180970705/
  2. Dirty Jokes in Latrine Mosaics Entertained Ancient Romans. https://www.livescience.com/64000-dirty-jokes-mosaics-discovered.html
  3. Erotic art in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otic_art_in_Pompeii_and_Herculaneum
  4. Dirty Jokes In 2,000-Year-Old Bathroom Mosaics Reveal We Haven’t Changed Since Roman Times. https://www.iflscience.com/editors-blog/dirty-jokes-in-2000yearold-bathroom-mosaics-reveal-we-havent-changed-since-roman-times/

题图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未来最濒危的脊椎动物,可能是它

|·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人类世界消失的色彩

如果人类的世界也有一以概之的象征,你可能会想到很多新奇的标志性物件——它们的存在,能够被遥远未来的考古学家视作地球基本进程中,呈现明显人类色彩的标记。不论好坏,这些标记已经融入到了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中:比如说混凝土、塑料、放射性碎片、城市、矿井、快速增长的温室气体浓度等等。

但是人类的世界也可能被某些失去的东西所标记,比如说乌龟。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杰弗里-洛维奇(Jeffrey Lovich)为首的生物学家团队在《生物科学》杂志中写道:“乌龟在这个现代世界中苟延残喘,但是它们的挣扎却从未被重视,甚至被刻意忽略。”

图片来源:PEXELS

留不住的辉煌的过去

洛维奇和同事们写道:“乌龟的祖先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现在的356种乌龟中有接近61%的物种濒危或者已经灭绝。它们毫无争议地成为脊椎动物中最濒危的物种,它们的未来甚至比那些遭受困境而且得到广泛宣传的两栖动物还要危险。”

研究人员哀叹称,无论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还是公众,都未发觉乌龟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他们所发表的这篇名为《所有的乌龟都去哪了,为何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文章,并不仅仅是一项呼吁人类保留一些不可替代的生物学遗产的恳求。更确切地说,洛维奇的团队从失去的生态学功能方面阐述了乌龟的灭绝问题。

他们写道:“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乌龟种群数量下降和灭绝,意味着它们的生态学角色与种群数量更繁荣时期相比极大地减弱了。它们生态学角色减弱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认知和了解。”

他们还写道:“史前的乌龟种群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分别是大种群数和高生态量。比如说,历史上每公顷的健康湿地中曾经含有接近1吨的水龟,而每公顷的陆龟生态量接近600公斤。相比之下,针对非洲大草原的一项食草动物研究估计,每公顷的乌龟生态量为199公斤。乌龟的总重量曾经超过大象。

图片来源:PEXELS

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生态学问题。乌龟和它们富含脂肪的龟蛋供养着那些以它们为食的物种。它们腐烂后的身体会重新调节分配环境中的重要营养盐。洛维奇和同事们称:“乌龟或许在一些生态环境的矿物质循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那些钙或者磷缺乏的生态环境。没有它们的存在,海滩和沙丘生态环境可能根本无以为继。”

乌龟也调节着它们赖以为食的植物和动物种群。一项针对江河口水龟的研究发现,由于水龟的消失,大量的盐碱滩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就变成了泥滩。这一动态变化或许在许多环境中都能发现。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乌龟消失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能够造成营养盐减少、生态量结构改变、种群功能消失和入侵物种复辟等后果,所有这些对于生态系统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植物为食的乌龟也在种子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含马达加斯加岛的tambaloque树和猴面包树在内的一些树木由于乌龟的消失而出现了衰退,水路沿岸的植被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许多乌龟也是土壤生物搅动者,它们会挖掘洞穴并且移动土壤使其变得肥沃。它们的消失也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降低。

图片来源:PEXELS

此外,在那些温血鸟类和对能量需求较高的哺乳动物无法生存的栖息地中,乌龟独特的生理学,比如说缓慢的新陈代谢、资源短缺时的休眠能力,都能够让它们在那里维持巨大的种群数量。当乌龟消失之后,其它动物无法取代它们的位置。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虽然乌龟受到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疾病、捕猎和捕捉等问题的威胁,但是对真正打击它们生存的是对它们命运的视而不见。洛维奇的团队向那些优先以鸟类和哺乳动物为目标但却极少关注乌龟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发出倡议,如果他们关注乌龟,他们或许也能够挽回乌龟日渐丧失的生物学潜能。乌龟也能够重新成为生态系统恢复的工具。

那就是说,研究人员最后的请求并不是以功用为目的的。研究人员写道:“随着世界的发展和演变,失去更多这些标志性的非凡幸存者真的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让人感到悲哀。乌龟曾是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撞击的幸存者,将来它们还能成为人类世界的幸存者吗?”(编译:Mr.Qiu;校对:大庆、Yuki)

对话PlayStation中国区负责人:我们做得那么烂,玩家还支持,我们是在逆风起飞

快要过五十一岁生日的添田武人是一位游戏玩家。他拥有每一代PlayStation,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足球和格斗类的游戏,也喜欢情节曲折的角色扮演(RPG)游戏。与此同时,他还是PlayStation在中国的掌舵人。作为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总裁,2015年添田武人带着被玩家们戏称为“四公主”的PlayStation 4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出生长大、大学在北大学文学的添田武人,去台湾乘出租车被司机误认为是北京人。他知道索尼粉丝喜欢“为信仰充值”,还会用谐音,希望玩家能“天天五人”,一天安利五个人玩PlayStation。粉丝们亲切地称他为“五仁叔”。对此,10月28日上午在索尼(中国)北京办公室,添田武人对果壳说:“我们做得那么烂,玩家还能够这样支持我们,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PlayStation

添田武人第一次听说索尼要推出游戏机,是在1993年。那时,距离索尼正式发行家用游戏机PlayStation,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作为时任索尼社长大贺典雄的助手,添田武人参与了几场经营会议。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和大公司内常见的大家点头、同意、一致通过的情形完全不同。

当时索尼完全没有制作家用游戏机的经验。因为涉及到跨地区、多部门的协作,PlayStation的大小细节都能引起激烈的辩论甚至争吵。比如说——外壳的颜色。

索尼日本本社希望外壳色调采用日本人喜欢的银白色,而索尼的美国分社坚持强调黑色和紫色受西方人青睐,结果最终初代PlayStation的外壳使用了最大众化的淡灰色调。

PlayStation|官网

再比如说立体的弧形手柄。PlayStation的立体手柄和当年常见的平面手柄完全不一样,这是1994年添田武人第一次看到PlayStation真机时印象最深的地方。“立体的手柄才符合人体工程学。人放松下来的时候,手不是平的,而是稍微蜷着的状态。这体现了它背后的设计理念:不是要让人去靠近机器,应当让机器向人靠拢。”

但分销管理部门认为,手柄的造型设计肯定会让过去习惯任天堂设计风格的消费者非常不习惯。双方直到PlayStation量产前还在僵持,大贺典雄不得不亲自出面。用立体手柄试玩了半个小时后,大贺典雄说:“这个东西非常不错,我决定就用它了。同时也请列位记住,这是社长的决断!”

差点胜出的平面手柄|Ei Nerd

添田武人回忆说,当时负责PlayStation业务的人员,一半从索尼的电子部门抽调而来,一半从索尼音乐过来。电子部门的人追求技术的不断拓展,通过技术给用户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而音乐部门的人是做娱乐内容的。内容产业的不确定性、艺术本身蕴藏的爆发的可能性,都使得音乐部门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灵活的非线性工作方式。“两种不同基因的团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在不确定的同时,又让你觉得特别兴奋。”

1994年12月3日,PlayStation在日本上市,半年就卖出去了两百多万台。

当年的宣传海报|创意总监:小霜和也。有趣的是,Xbox 360在日本推广的时候,为微软制作广告的也是他。

PlayStation 2 & 3

六年后,后续机种PlayStation 2上市。至今为止,PlayStation 2仍是销量最高的家用游戏机,在长达12年的销售期内一共卖出了1亿5768万部。

当年,除了游戏机,影音数据的存储媒介也在更新换代:DVD开始取代VCD的市场地位。PlayStation 2能放DVD。在一段时间内,PlayStation 2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DVD播放器。这进一步扩大了玩游戏人群的年龄层:看DVD的人群,年龄跨度要比玩游戏的人群大得多。

更重要的是,看DVD的时候,人不是窝在沙发上,就是窝在床上。游戏机名正言顺地进入客厅与卧室,更深一步介入个人的生活。游戏《战神》的制作人大卫·贾菲(David Jaffe)认为,PlayStation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让游戏成为社会主流。从他1993年入行以来,索尼一直在强调,游戏是和电影同样重要的媒介。

截至2018年9月主机销量|statista

添田武人认为,这是主机游戏不同于电脑游戏之处,也是主机游戏不容易上瘾的原因。主机游戏是最容易控制的一个平台。“一个家庭最透明、最开放的空间是客厅。而主机游戏往往就是在客厅里玩的。在客厅大电视上玩游戏的时候,父母看不到吗?” 

PlayStation 2曾短暂地在国内发行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溅起什么水花,一年只卖了一千多台。DVD可不一样。盗版DVD光碟,或者说“九区”DVD的出现,极大丰富了国内民间观影文化的同时,令各大发行方头疼不已。

2001年调职到索尼影像娱乐美国总公司的添田武人曾负责《蜘蛛侠》(2002年)等电影的发行工作。他看过好几部盗版电影:画面摇摆不定不说,偶尔还冒出两个人头晃来晃去。

当时,他并不担心:高质量的东西总会胜出。只要把自己负责的业务附加值尽量做到更大,消费者总会买账的。

PlayStation 2|官网

现在,他也不担心。添田武人如今还会探访卖PlayStation 4水货的店铺,也会刷刷淘宝上的水货。他没有向淘宝投诉,“杜绝是很难的,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不能完全杜绝这个现象的话,我争取在另外一个方面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让东风慢慢能够压倒西风。”

调到美国工作前,添田武人曾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半。有一次回日本出差,他买了一台PlayStation 2。之后的半年他玩得比较沉浸,和朋友一起玩格斗游戏,或者踢踢实况足球。再之后,和所有处于职业上升期的职场人一样:工作忙起来了,只能把游戏机放到房间里的某个角落积灰。

然后,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又将游戏手柄握在手中。

2004年离开索尼到西北大学读MBA的添田武人,毕业后进入科尔尼咨询公司工作。做了几个项目后,他感到非常疲惫。正好两个项目之间有间隔,他请了十天假。很累,想放松,又不想出门。他买了一台PlayStation 3。

PlayStation 3|官网

添田武人最喜欢的PlayStation 3游戏之一是索尼的游戏《最后生还者》。他认为,“游戏,特别是主机的游戏,完全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产品。”任何的一个艺术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如果能把故事讲好,一步一步让玩家产生与平时不一样的艺术体验,就是一个好的角色扮演游戏。

《最后生还者》的乔尔在游戏最后不得不在两条路中作出选择:要么牺牲珍视之人,要么毁灭世界。乔尔选择了后者。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上面的句子节选自添田武人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他也选择了那条人迹稀少的路。

PlayStation 4

2013年底,添田武人回到索尼。他要把PlayStation 4带到中国。“在国内,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走的路,现在应该做手游去。”

根据《2017年中国游戏行业发展报告》,家用游戏机全年营业收入只有可怜的38.8亿元。相比之下,手游的收入高达1122.1亿元。添田武人表示:“无论是在手机上也好,在平板上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过去在PS Vita上做的移动端游戏,确实切割了娱乐时间。手游不仅是我们在国内所遇到的课题,也是在全球遇到的课题。我们全公司都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听添田武人说话,有时需要反应一会儿。他提到的“国内”,指的是中国,不是日本。“把更多欧洲的、日本的游戏引进到国内”,“让国人能接触到更多好游戏”。

微博截图

可绕是再了解国内的情况,路途也不平坦。“一开始梦做得特别大,后来梦想一个一个被捅破。”前期准备工作做了一年半。有好几次,添田武人都觉得没希望了。

这让他想起了PlayStation 4的游戏《血源诅咒》。《血源诅咒》的第一关他用了很长时间都没过去,他就觉得“是不是老了,游戏的感觉都没有了”、“是不是这关就过不过去”、“是不是已经不适合玩这种游戏了”。好不容易通过了第一关,他发现,事情也是能解决的嘛。

关关难过关关过。

2014年12月11日,索尼召开发布会,宣布国行版PlayStation 4于2015年1月11日上市。

1月8日,索尼中国突然声明由于种种原因,PlayStation 4上市时间推迟。

2月13日,春节前,添田武人邀请部分核心玩家一起聚会、包饺子、吃团圆饭。在聚会上,添田武人引用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3月20日,国行版PlayStation 4正式发售。

PlayStation 4|官网

为了推广PlayStation 4,添田武人绕着中国跑了一圈。参加各种路演,到斗鱼上跳舞,在bilibili上扮鬼脸,服务精神满点。一部随访影片记录了他在发布会前吃饭的场景。吃的是全家的双拼饭,看到跟拍,他还特意比个大拇指,对着镜头说很不错。

碎碎是任天堂的死忠粉,PlayStation的路人粉。参加PlayStation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举行的进中国一周年聚会,她拿着一个印有PlayStation Logo的任天堂游戏机请添田武人签名,添田武人一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一面给她签了名。这台游戏机成了她“炫耀”的资本,每次拿出来给朋友看,都能听到一片感叹之声。

碎碎感觉,这几年明显玩主机游戏的人多了,能和她聊起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PlayStation一周年的纪念聚会只来了两三百人,第二年就得守在电脑前抢票了。

新闻截图|微博:@游戏篝火营地

国内游戏开发商也有类似的感觉。为了把中国主机游戏市场整个盘子做大,索尼互娱推出了“中国之星”项目,旨在挖掘、培养、扶持中国主机游戏开发商。《人类拯救计划》是第一批入选“中国之星”的项目。

制作《人类拯救计划》游戏的互联星梦CEO张毅曾被拉去日本参加索尼互娱内部开发者大会。去了日本一周,每天都在上课,有程序课、美术课,还有制作人课。到了先发一张课表,“就是纯讲课,没有展示,没有领导讲话,一点虚的东西都没有。”张毅告诉果壳。

张毅觉得,中国之星这个项目,就好像超级女声。据他所知,第二届中国之星报名的人,要比第一届多多了。这个项目确实扩大了主机游戏的影响力,“其实挺伟大的”。

官网截图

可添田武人却说,PlayStation中国这三年办下来,“是不是能够及格我都很难说”。

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但由于游戏机禁令造成的十多年空白,主机游戏的市场份额只有2%。在美日欧等主机游戏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主机游戏的市场份额能达到25%。

“你说我给这个事业打多少分的话,可能是介于59-60之间,从业绩上来说,这可能是偏向59,但是从给我们国内的玩家带来的结果上看,应该是往60走。70、80、90完全没有达到,还是在慢慢地爬山的过程。”

添田武人说,那首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的《未选择的路》还完全能形容他和PlayStation目前的处境。做国行这件事本身,不是从没有风的地方起步,而是从逆风的地方出发,三年多的时间终于走到了一个不是顺风也不是逆风,而是有点风的地方。

谈到此,添田武人打开笔记本电脑翻找PPT。他想到了在今年财年预报上引用过的一句丘吉尔的话。

“风筝顶着风高飞,而不是顺着风。”

(编辑:Mo,麒麟)

 

今年夏天刷爆朋友圈的skr,到底skr啥?

这视频真厉害skr人↓↓

根据著名俚语在线字典Urban Dictionary的解释,当有人提出一个相当荒谬的坏主意时,你可以用“skr”来回应。比如:

——“你能为我表演一下毒舌吗?”

——“Skr!你skr受虐狂吗?”

Skr,也经常被写为“Skrt”、“Skert”、“Skirt”以及拉长音的“Skrrr”和“Skrrrt”。

它原本是一个拟声词,模仿的是汽车在高速漂移或急转弯时橡胶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因此,Skr(t)在说唱歌曲中常被当作动词使用。

在嘻哈字典网站The Right Rhymes上,skrt 可以作不及物动词,表达“急转弯”或“快速离开”的意思。

比如,说唱歌手黑色柯达(Kodak Black)在一首名为《Skrt》的歌里这样唱道:

《Skrt》部分歌词截图。图片来源:网易云音乐 翻译:thegreatfrankie

此外,skr还常常被当作没有明确表意的语气助词,起到增强音乐效果的作用。

随着skr使用的增加,人们也开始为skr赋予新的含义,根据Urban Dictionary的解释,如今,skr(t)可以用来表达“激动兴奋”和“幽默”的意味。

 

至于网上流行的skr表情包,大概是因为skr的发音类似“四个”、“死个”,于是热衷玩谐音梗的网友们进行了一波儿再创造。

这波神操作,你s不s也来参加一kr?

(编辑: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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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冒死回国,造福中国航空,倾尽终生铸就国之重业

|·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大多数人说,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爱因斯坦

登上禁令的人

1952年,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份名单,这是明令禁止回到中国的35名学者。

对于国防来说,这份名单上的每个名字,大概都可以抵上一支军队。

比如: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紧随“三钱”之后的,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为陌生的名字——“师昌绪”。

这个时年35岁,国字脸的年轻学者,后来成为了“中国材料科学之父”。1952年,美国报纸大篇幅报道了禁止返回中国的35位学者,图中照片就是师昌绪本人。图片来源:《波士顿环球报》

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那个时代的学者,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师昌绪也是如此。后来,抗战爆发,家境中落。

战争万恶,斩断了师昌绪富家子弟的人生轨迹,却也激发起了他的满腔热忱。如同鲁迅的“弃医从文”,师昌绪选择了“实业救国”。而当时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冶金矿业。

命运的红线让师昌绪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他就读的学校是密苏里大学,这里有美国最优秀的冶金专业。师昌绪天赋极高,不到一年时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又用了两年时间在欧特丹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

随后,师昌绪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博士后的研究。仅三年时间,他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基于他的研究成果,开发出了被称为300M的超高强度钢,这种钢材兼具强度与韧性,随后被大规模用在飞机起落架上。

时年,新中国成立。那片东方的土地,一切翻天覆地,焕然新生。

师昌绪想回国了。

师昌绪在麻省理工期间。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回国是要拼命的

然而,哪里是想回就能回的。

师昌绪的老师,也是当时冶金界最负盛名的学者,莫里斯·柯恩,认真严肃地希望他留下,并开出了一份极其诱人的待遇。

 “我不是嫌工资少,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我可有可无,可祖国需要我们。”师昌绪平静地说。

可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绝不允许师昌绪回国。

 “回国的历程简直像一场战争”,回忆当年的经历,师昌绪这样感叹。

为了争取回国,他装了一箱子写好的信,开始到处奔走。这事听起来简单,然而其中却蕴藏着凶险。那个时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铺天盖地,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

后来,师昌绪联系了多位学者,包括那张禁令名单上的其他人,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够回国。

转机发生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迫使美国同意留美学生出境。

师昌绪后来说:“我这个人比较胆大,对生死看得比较淡泊。”

1955年,生死看淡的师昌绪,回到了这片阔别十年的土地。1956年,师昌绪与夫人合影,图片来源:人民画报

科学家的力量

回国后,师昌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领导让他在全国的合金研究所任意挑一处。

他说:“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1956年9月,师昌绪来到了条件艰苦的沈阳金属研究所,一待就是三十年。

当时,正值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师昌绪不负众望,充分发挥自己的冶金学知识,在冶炼、轧钢和合金检测等多个方面同时开展研究,如同热刀切黄油般地解决了多项生产难题。

 “在回国初期,曾把发表论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在承担了发展新材料、新工艺的任务后,就改变了看法。衡量研究水平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

从当初的“实业救国”,到如今的“冶金报国”,师昌绪做到了。当时沈阳金属所有八大任务,他的团队承担了一半。

1964年秋天,他接到了一个更严峻的挑战。

根据师先生自己的回忆,那天晚上,他家刚吃过饭。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是他的老朋友——航空部六院的副总工程师荣科。

荣科进屋的第一句就是:“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飞机编队,图片来源:央视网

当年,我国飞机用的是前苏联老旧图纸,性能远低于国际水平。为了改变这一窘境,航空部决定先从飞机发动机入手,而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就是涡轮叶片。

当年,国内外几乎所有叶片均为锻造的实心叶片。而所谓的“空心叶片”,采用的是铸造技术,它的结构强、耐高温、寿命更长。那时放眼世界,只有美国人能做出空心叶片。不论原材料,还是制造工艺都是最高级别的机密。

机缘巧合之下,荣科见过美国的产品,看出了其中的优势。于是,他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做出中国人的空心叶片。

此时,荣科所能依靠的,只有一个人——师昌绪!

荣科问师昌绪:“美国有了,你敢接吗?”

师昌绪想了想答道:“敢!”

显然这是句大话。彼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别说航空科技,连民生都是问题。作为高级科研人员的师昌绪,一家人住的是简易宿舍,伙食也仅仅是不新鲜的大米和地瓜干,“要靠用力嚼,才能把菜咽下”。

许多年后,有人问师昌绪:“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

老师哈哈大笑:“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师昌绪立刻组织了百人团队,展开攻关。从原料冶炼到技术开发,从质量控制到成件检测,每一环节几乎都是从零做起。每天,在金属研究所里上演的,都是试验、失败、修正、再试验,再失败。

 “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永远不会懈怠,即使受了很大挫折也不会退却。”

经过没日没夜地努力和争分多秒地研发,理论渐渐得到修正,技术缓缓实现提升。师昌绪团队突破性地开发了真空精密铸造技术,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

从接到任务到完成攻关,他们只用了一年时间!

自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空心叶片的国家。目前,这种叶片仍是我国用量最大的航空涡轮叶片,五十年从未发生失效事故。

典型的空心叶片,图片来源:doncasters

大科学家之路

在金属所,当了八年所长,师昌绪的头发都被快掉光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在回忆录中,师昌绪这样总结了那段岁月。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1984年,他从金属所卸任,来到北京,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战略科学家。开始从国家视角,审视科技的发展。

一直以来,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产业的主体,然而这部分人终日与钢筋水泥摸爬滚打,常年在粉尘噪音中埋头工作,得不到重视。1992年,师昌绪与另外5位科学家上书中央,想改善技术人员的处境。终于,经过两年酝酿,国家同意成立中国工程院,师昌绪被选为副院长,时年74岁。

1997年,国家启动了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也就是著名的“973计划”。刚开始,这个计划只有农业、能源、资环、自动化与生命科学。1998年,师昌绪写信给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大力争取把材料科学加了进来。

师昌绪院士为天津大学题字—“实事求是”。

时间进入到21世纪,纳米科技开始冉冉升起。从美国到日本,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扑到了这个领域,整个学科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师昌绪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倡导成立了“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几乎以一己之力,扶持了我国纳米科学的发展。

今天,世界范围内,材料和纳米这两个领域,中国人贡献了最多的科研成果。

当然,师昌绪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先后又担任了许多职务: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

    中国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

在每一个职位上,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从“红色学者”到“两院院士”,从“科研攻关”到“国家战略”,毫不夸张的说,师昌绪院士成为了一位“影响国运”的大科学家。

2010年,师昌绪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奖项,是中国政府能够给予学者的最高荣誉。

九旬老人师昌绪,仍然参加了多项工作会议。图片来源:昌平科普网

尾声

2014年11月10日,“两院”院士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位九旬老人,每个工作日仍然会出现在办公室。

“人家60岁就退休,我多赚了30年。”(编辑:Yuki)

参考文献:

  1. 《在人生道路上:师昌绪自传》,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师昌绪:高温合金之父 熔古铸今济家国,科技日报,2010。
  3. “热心”师昌绪辞世:忠于事只为信仰,科学网,2014。
  4. 师昌绪院士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2014。

不排队就能买到的奶茶不是好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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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效应是指人们受到多数人一致性思想或行动的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也常被称为“羊群效应”。它常常会使人忽略自己真实的想法或感受。

羊群效应。图片来源:PxHere

2008年,利兹大学的Jens Krause教授和John Dyer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大厅内随意走动且不和其他任何人交流,但研究人员提前告知了其中一部分受试者走动的路线。

结果发现,那些被告知“随意”走动的受试者却跟在了那些事先被定好路线的受试者后面

图片来源:Giphy

 

Jens Krause教授教授说道,“这项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参与者在不允许交谈的情况下,最终做出了具有共性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其他人‘引领’了。”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最终,他们发现只要有5%的人在大厅内自信地走动,剩下95%的人就会跟随他们。

环望四周,不难发现我们身边就充斥着这样的例子,比如——

双十一。“每到双十一,身边的小伙伴都在买买买,我不能落下!”

奥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身边有大量人群时,购物体验会得到增强,将糟糕的体验变成有趣的体验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像这样复制其他个体在做的事是有道理的,比如它可以帮助你决定买什么样的手机更靠谱,帮你规避一定的风险

图片来源:Pixabay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个人信仰和众人做的事发生矛盾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很多时候人们过度地使用社交信息,过多地复制他人。

下次再做决定时,不妨多想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保持自己的节奏。

毕竟,生活是你自己的。

图片来源:Giphy

参考来源:Phys.org

(编辑: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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